文革时期的小院故事
作者：太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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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于1964年秋天搬到这个平民小院的。当时，院里住着十五、六户人家。
那时，刚从三年大饥荒的灾难中走出来，虽说人们的餐桌上还是少油缺肉以粗粮为主，可毕竟能填饱肚子了。
当时各方面的供应情况也越来越好，每个家庭都有一种春来复苏的感觉，对今后的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了单位和街道各种手段的内查外调，不少家庭祖宗几代的问题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好比一个个祼体的人骤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冤枉的。
小院再也不安宁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欢声笑语。虽说是大夏天，可大家都不在院子里吃饭乘凉了，各家的小饭桌子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都悄悄地搬回家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小院里芸芸众生所经历的种种屈辱磨难与抗争，也还是难以忘怀的。
一、旧军官范爷爷
以前，一直受我们尊敬的范爷爷是文革中我院最早被揭发出来的，说他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杀人如麻、血债累累、罪该万死，并在他的家门上贴了大字报，还说要开批斗会。
后来才知道，范爷爷曾是傅作义部下的师级文官，属于起义人员，对和平解放北京是有功的人。
可能是范爷爷的政治影响太大了吧，省里的有关部门及时出面制止了造反派的过激行为。
回想范爷爷平时还就是与众不同。那么大年纪了，总是穿着熨烫过的雪白衬衣，外出时还要把那件标志着身价的将校呢大衣穿上。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隐瞒旧军官历史的想法，否则他为什么还要穿那件敏感的军大衣呢？
我去他家收过几次水电费，见过他那精致的怀表、讲究的金丝眼镜以及昂贵的派克笔，书柜里大部份也都是些金装的厚本书。
范爷爷还问过我一些学习上的事情，鼓励我一定要把学习搞好，将来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我觉得范爷爷是个见多识广有故事的老人，他的内心世界可丰富了。
范爷爷身上还有股让人敬畏的凛然正气，文革时总有一些单位的人来找他搞外调，好几次都被他给骂出去。
最厉害的一次，他气愤地把那个人的笔和本都给扔出来了，当时院里好几个人都看到了，都说这老头好厉害啊！他后来索性在门上贴了张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外调之人，恕不接待。”
二、逃亡地主雷大爷
雷大爷是某国营工厂的库房保管。瘦高瘦高的个子，平日里从不见他高声说话，黑黑的脸上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
因为雷大爷脾气特别好，有些孩子们也经常在他家混吃混耍。院里的人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人们还亲切地称他是：“万能工匠”。
文革开始后，夏天的一个中午，忽然听到院里有口号声，还有吵吵嚷嚷的说话声。我们出来看时都愣住了，只见雷大爷头上给戴了顶特别高的纸帽子，肯定是做纸帽子的材料太重了，明显地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本来雷大爷就是个瘦高个，现在戴着这顶帽子就更像羊群里的骆驼了，被那些斗他的人推搡得跌跌撞撞的，好几次都差点摔倒，看着那个帽子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
雷大爷单位的人说已调查清楚了，他是原平县某村土改时连夜逃跑出来的地主。隐姓埋名在太原混了个城市贫民，又在他们厂里隐藏了这么多年。
雷大娘是个敢说敢道的人。第二天，边收拾东西边气愤地对院里的人说：雷大爷三叔家的成份是地主，她公公是老大，穷了一辈子早就死了。结果这会儿又把我们和地主扯到一起了！话语中满含着不满和冤屈。
看着雷大爷只会垂头丧气的坐在门口，雷大娘越发得来气了，随手把墙上贴着他几年来的奖状都撕了下来，又把原来精心保存着的两件印有奖状的背心还有几个奖品茶缸子一股脑儿地扔到院里。
雷大娘一边大声地骂着，一边狠狠地把那些扔出来的东西统统扫进垃圾桶里。可院里还是有人看到了雷大娘拿着笤帚的手在发抖，眼里也是满含着泪水。
两三天后，雷大爷家就被遣送回农村了。贴在他家门上的几张大字报，也被院里的几个淘气小孩用小刀给划烂了。划开的纸条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犹如一个无奈的人在哭诉，飘零的纸片凄凉地散落在院里。
三、文革中少见的好人郝叔
郝叔是文革中难得的好人。他出身贫雇农，是某国营企业的生产主任，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劳模，他文化不高，可技术特别过硬，厂里的疑难问题主要靠他来解决。
郝叔家的对门是杨老师家。那天，杨老师的爱人刘大爷被单位揪出来了，说他是地主出身兼反动军官，并勒令二天之内滚回农村去。
那天夜里九点多了，当时还下着很大的雨。他们夫妇俩在各自单位造反派的押解中回到院里，杨老师和刘大爷俩人满身泥水，纸帽子上的墨水和颜料顺着雨水流拉下一身。
第二天，杨老师早早地就开始收拾东西，我记得最为心酸的是她从咸菜缸里捞咸菜的情景。
我不解地低声地问了一句：“杨老师，这咸菜你还要带回去吗？”
她警惕地看了下院里才和我说：“回去还不知是个什么情况呢，单位一分钱的工资也不给，拿回去起码眼下有个菜吃吧。”
我爸爸那天请假没上班，跑出去买了好几包结实的捆行李绳，并一直帮着她家整理打包。那天，也有单位的几个人来帮忙，来人大部分都不多说话，干活时只是用手或肢体暗示一下。
晚饭后，帮忙的人们也都无声息地走了。我正好在家门口坐着，因为煤池上放着的两盆花长得比较高挡住了我。
这时就见郝叔的老婆急步走过去，悄悄地和杨老师说：“杨老师，你还借的我家二十块钱呢，你家明天就走呀，你能把钱还了我吗？”
紧接着就听见杨老师无奈地说：“这钱的事我一直记得了，学校还差三天就开资呀，可现在就要撵我们回去还不给工资。这两天我也不敢去找任何人，怕有人跟踪连累了别人，你等我回去后，马上就写信给太原的亲戚，肯定让他们赶快还给你，你就相信我吧！”
郝叔的老婆又嘟囔了几句什么，我就没听清了。
第三天一早，杨老师家五、六点钟就雇人用平车拉上东西去了北站，她老家是忻州的。
大约七点多钟，郝叔疲惫地骑着车子回来了。一进院子就看到杨老师家门上的封条和墙上的大字报，他惊讶地问他老婆：“杨老师家这是咋了？是多会走的？怎么回事？我两天没回来，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又听到他老婆不满地对他说：杨老师家叫撵回去了，她还借的咱家二十块钱呢，我问她要了她也还不了。
这时就猛得听见郝叔大声地对他老婆骂了起来：什么！这时候了你还问杨老师要钱了？哎呀，你他妈的还是个人吗！然后就气呼呼地骑上车子走了。
快到中午了，郝叔才铁青着脸回来。饭也没吃就倒头睡了。他老婆也吓得不敢吭气。
晚上，郝叔情绪好多了，他进了我家和我爸妈说：早上他老婆可把他气坏了。他害怕误了火车，飞快地骑上车子去了北站。那时车站每天都有好多人家被遣送，他好不容易才在乱糟糟的人群中找到杨老师夫妇。
他悄悄地对我爸爸说：前一天他刚发下工资还没顾上交给老婆呢。他背过那些看管的人，数出三十块趁机塞到刘大爷的口袋里，并紧紧地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往外掏，还低声地告诉他：这钱和原来借的钱都不要还，回去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记得我爸爸当时也是太受感动了，轻轻地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近乎哽咽地说：“老郝，你姓郝，可更是个难得的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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